汉代文章两司马

从公元前206年刘邦建国，到公元后220年汉献帝被曹操的儿子曹丕所取代，前后共427年，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汉代”。汉帝国政权的统一与强大是夏、商、周以来前所未有的，它与当时欧洲的古罗马东西并立，创建了令后世叹为观止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并对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汉帝国之所以能形成这种局面，关键是在于西汉武帝时代的大力经营。武帝在他父亲平定吴、楚七国之乱的基础上，进一步打击、削弱国内的割据势力，同时反击北方匈奴族的入侵，并着手经营东南、南方、西南、西北、东北各方的边境，大大扩展了旧日华夏的版图，真正建立了以汉族为中心的多民族友好相处的统一国家。这是一个宏阔豪迈、人材辈出、大有作为的时代，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士人们似乎谁都想为国家一试身手，而且充满自豪地相信一定能获得成功。我们先看汉武帝的一篇《求贤诏》吧，他说，“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踢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这是何等的气度！班固曾在《汉书·公孙弘传》里表述这个时代的人材之盛说：“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儿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落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其余不可胜记。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为了与更远的其他国家进行交流，他多次派人通使西域，从而使中国文化变得更为绚丽多姿。鲁迅在《看镜有感》中说：“遥想汉人多少宏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汉人墓前的石兽，多是羊、虎、天禄、辟邪。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遣，毫不介怀。”汉武帝总结秦朝失败的教训，重视思想教化，他大力兴办以儒术为中心，实则兼容并包以往各家各派思想理论的学术事业；他喜爱辞赋，搜采歌诗，加强中原理性文化与荆楚浪漫文化的融合，从而为汉代文学的蓬勃发展提供了主、客观的良好条件，汉代两位最杰出的文学家司马相如与司马迁都同时出现在武帝时代，绝不是偶然的。

从今天的观点看来，汉代真正被视为文学艺术而又风靡一时的无疑是辞赋，而这方面最杰出的作家是司马相如。其作品有《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哀二世赋》，此外其《谕喻巴蜀》《难蜀父老》等虽然不称作赋，，其实也完全是辞赋的写法。

辞赋是从屈原《楚辞》沿袭下来的一种文体，进入汉代后分化为两支：一支是直接沿袭屈原的《离骚》《九章》进行创作，其代表作有贾谊的《吊屈原赋》、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以及后期张衡的《归田赋》赵壹的《剌世疾邪赋》等，这一支在汉代声息微弱，不成气候；另一支则是在屈原《楚辞》的基础上，吸收了《诗经》中《雅》《颂》一体的歌功颂德，战国纵横家与孟轲、庄周等的逞辞博辩；以及荀况赋的变抒情为叙事和宋玉诸赋的夸张铺排等等。这是屈原《楚辞》的一个新变种，屈原作品是抒情的，到它这里变成了叙事；屈原作品是诗，到它这里基本变成了散文；屈原作品是批判现实黑暗的，到它这里变成了歌功颂德；屈原作品尽管也有堆砌之处，但还基本上是一种出身本色的抒发，而到汉赋这里则成了以逞辞博辩为追求目标，看谁的框架宏伟，看谁的铺陈壮丽，以及看谁知道的事多、使用的字多等等。这支《楚辞》变种的新文体被后人称之为“大赋”，是汉代辞赋的代表。汉代大赋的第一篇著名之作是枚乘的《七发》，而登峰造极的作家则是司马相如，其代表作为《子虚赋》和《上林赋》。

《子虚赋》和《上林赋》其实是一篇作品，内容是说楚国的“子虚”出使齐国，齐王为向楚使夸耀齐国的广大富强而为之举行了狩猎。事后，“子虚”找到齐国的“乌有”，刚好这时来自首都的“无是公”也在场。“子虚”向“乌有”嘲笑齐王的没有见过世面，而反过来盛夸了楚国的地域之广大，物产之丰饶，以及楚王的狩猎之排场，这是《子虚赋》的主体部分；末后是“乌有”斥责“子虚”的“错会”齐王之意，自己又将齐国的广大富饶向“子虚”夸耀了一回，《子虚赋》到此结束。

《上林赋》是写“无是公”听罢“子虚”“乌有”的相互攻讦后，既嘲笑“子虚”，也嘲笑“乌有”，说他们都是“井蛙”之见，孤陋寡闻。接着他夸耀了皇家上林苑的广大富饶，皇帝狩猎的壮现，以及猎后举行盛大宴会、广列音乐歌舞的豪华情景，这是《上林赋》的主体部分。而末后“无是公”偏又把话头一转说：“酒中乐酣，天子茫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太奢侈，非所以为继嗣创业垂统也。’于是乃解酒罢猎。”并宣布今后要广行仁政，不再搞这种劳民伤财的玩艺儿。整篇作品就是由“无是公”一个人的说话所构成，直说得“子虚”“乌有”失魂落魄，茫然不知自己之存在。

整个作品所展示的是汉帝国疆域的广褒、物产的丰饶、山河的壮丽、生活的排场，字里行间流淌的是作者对当时这种海内一统、成国来朝的前所未有的文治武功的赞颂与自豪。作品的宗旨即在于歌颂皇权、歌颂大汉帝国的气势与声威。

《子虚赋》《上林赋》的艺术特点是：一、结构宏伟，富丽堂皇。讲究场面的开阔，讲究层次的分明；由外及里，由下及上，由近及远；有空间的转移，有时间的流动；有多种生活、多种场面、多种气氛构成的一种极其广阔复杂而又极其统一和谐的艺术画面。司马相如曾说：“赋家之心要包括宇宙，总揽人物”，其作品就正是这种理论的绝好说明。二、讲究绘声绘形，有声有色，而且声音色彩的种类极多，变化极大，穷形极相，触目惊心。三、它极大程度地发挥了中国方块字构造上的突出特点，在文章的字形排列上给读者以强烈的视觉剌激：一连串几十个“山”字头，一连串几十个“水”字边，接着几十个“草”字头，几十个“木”字旁，如此等等，首先就给人一种迎面扑来的气势感。而且还往往压韵，不光是排列起来好看，而且读起来好听。这种作法在枚乘的《七发》中就已经开始，到司马相如更将其推向巅峰。

继司马相如之后，扬雄还写过《甘泉赋》《羽猎赋》，班固还写过《两都赋》，张衡还写过《两京赋》，等等。这些作品的思想、艺术都各有其特点，在某些方面甚至也有其创造性；但就其总体而论，似乎都难以再超过司马相如的水平。

汉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确实独树一帜，它以特有的艺术形式表现了两汉那个强大、富足的时代，而这种篇幅巨大、格局庄严、气势宏伟、文采绚丽的作品出现在中古以前那种以诗歌、散文为主体的文坛上，的确是一种极为奇特的文化景观。王国维就正是由此把“汉赋”与“唐诗”“宋词”“元曲”并称，而做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文学”这一著名论断的。不过，也正是由于汉大赋这种形式上的过于凝重，过于堆砌，过于艰涩难读，从而注定了它的难以普及，难以延续。大赋似乎只能出现在汉代，它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从传统的观点说，汉代成就最高的文学门类是辞赋，但从今天的观点来看，汉代文学成就最高而又对我国写人艺术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司马迁的《史记》。

《史记》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字，包括“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五个部分，记事上起轩辕黄帝，中经唐、虞、夏、商、周、秦，下迄武帝太初年间（前104—前101），共写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史记》首先令我们感到惊奇而为之赞叹的是它的包罗之广泛，体大而思精；它不仅写了远古、近古，也写了现代、当代；不仅写了中原、华夏，也写了边疆、外国；不仅写了政治、军理，也写了经济、文化；不仅写了帝王将相、英雄豪杰，也写了广大下层的各色人等。这种囊括古今各类知识、各家各派文化于一炉而加以融会贯通的气魄，是前无古人的；司马迁自述其写作此书的目的是“究天下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种打通一切领域，自立学术章程，总结一切规律以求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宏伟目标，也是前无古人的。

《史记》中最激动人心的思想在今天看来有四点：其一是它所表现的进步的民族观。司马迁吸收了战国以来有关中国境内各民族以及周边国家发展来源的说法，在《史记》中把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原、荆楚、吴越、秦陇、两广、云贵、塞北、东北各地区的国家与民族都写成是黄帝的子孙，这对于两千年来我国这个多民族的友好大家庭的形成与稳定，起了难以估量的作用。不仅如此，司马迁在写到汉王朝对周边国家、周边民族用兵的时候，又总是站在反对穷兵黩武，反对扩张、掠夺的立场，他所追求的是各民族间平等友好地和睦相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司马迁是当时汉族被压迫人民与周边各少数民族的共同的朋友。

其二是它所表现的进步和经济思想。这包括强调发展经济，认为经济是国家强大的基础；反对单一的“重本抑末”，而提倡“工”“农”“商”“虞”四者并重；反对从政治上对工商业者的岐视，而歌颂他们的本领、才干，并专门为他们树碑立传等等。

其三是它所表现的强烈的民主性与批判性。《史记》是先秦文化的集大成，司马迁是先秦士大夫优秀思想人格的继承者与发扬者。他之所以写《史记》不是单纯地为了记载历史陈迹，而是明确地为了成一家之言，因而《史记》中突出地显示了一种作者所追求的理想政治、理论社会的光芒，和对现实政治、现实社会的种种批判。其中有些是相当深刻，相当准确的，有些甚至是两千年来常读常新的。

其四是贯彻全书的那种豪迈的人生观、生死观、价值观。司马迁在《史记》中所歌颂的几乎都是一些勇于进取、勇于建功立业的英雄，他们有理想、有抱负、有追求：他们为了某种信念、其种原则可以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都有一种百折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司马迁曾在《报任安书》中写道：“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当他遭受宫刑，痛不欲生的时候，为了完成《史记》的写作他才顽强地硬挺着活了下来。他视为榜样的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当年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意的境遇中编写的。看来人受点打击，遇点困难，未尝不是好事。当然这是指那些有才气，又有志向的人说的。没有这两条，打击一来，不是消沉，便是胡来，甚至去自杀，那便是另当别论。”（《毛泽东的晚年生活》）司马迁的奋斗经历与《史记》中所歌颂的这些艰苦奋斗的思想，是司马迁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财富，它永远给我们以激励、给我们以启迪，当我们灰心丧气、濒临绝望的时候，给我们以无比的力量、信心与勇气。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伟大的历史著作，也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伟大的文学著作，从历史的角度讲，它开了我国古代两千多年历朝“正史”的先河；从文学的角度讲，它第一次运用丰富多彩的艺术手法，给人们展示了一道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廊。《史记》人物与先秦人物的显著差异是在于它们的鲜明的个性化。由于作者十分注意设身处地揣摩每个情节、每个场面的具体情景，并力求逼真地表达出每个人物的心理个性，因此《史记》的描写语言和他为作品人物所设计的对话都是异常精彩的。试回想其中的的刘邦、项羽、张良、韩信，以及毛遂、蔺相如等，哪一个不生动得令人为之赞唷呢？《史记》这种超前成熟的写人艺术，对我国后代传记文学以及小说、戏剧的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史记》中的诸多主题，，《史记》人物的诸多范型，以及《史记》故事的许多情节场面，都为后世的小说、戏剧开出了无数法门。当代的美国汉学家安迪（Andrew．H．Plakes）把《史记》称作中国古代的“史诗”，说它对中国后代文学的影响就如古代希腊的《伊利亚特》《奥得塞》之影响后代的欧洲文化一样。

《史记》做为第一部传记文学的确立，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过去欧洲人以欧洲为中心，他们称古希腊的普鲁塔克为“世界传记之王”。普鲁塔克大约生于公元46年，死于公元120年，著有《列传》（今本译作《希腊罗马名人传》50篇，是欧洲传记文学的开端。如果比较一下，可以发现，普鲁塔克比班固（32—92）还要晚生14年，若和司马迁相比，则要晚生177年了。司马迁的《史记》要比普鲁塔克的《列传》早产生几乎两个世纪。